“博士”新解*

                                                                                                          陈安

【内容提要】“博士”应当是博学之士、博采之士与博斗之士的“综称”或“合成体”。一个合格的“博士”，其学识范围应扩及本专业的中、外、古、今；应能瞄准本学科的中外最新前沿新知，消化吸收后创出新高度；应刻苦拼搏，“自讨苦吃”，方能有成。

附录

一、官员与老板：心仪博士帽

二 “教授”贬值为哪般

三、该挤挤“学术泡沫”了

        “傻博士”曾与“穷教授”并列，一度是用以嘲人或自嘲的一对“美称”。嘲的大概是其耕耘之艰辛与其收获之菲薄，反差甚大，因而感慨于分配之不公。然而，曾经“萧条”一时的“博士业”，近来却出现了“考博热”，而且迅猛升温。这标志着人们在体制改革深化过程中价值观念的重要改变，自属可喜。不过，据报道，也有业内人士担心在这种新气象下不无某种隐忧，“使博士教育严格的管理体系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考验。”1

   五、六年前的这种隐忧，如今竟在某种程度上“不幸而言中”。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某种腐败风气的侵蚀下，一向相对“清高”甚至拥有“名牌”的某些高校，某些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放松了应有的学术自律，其教授和博士的知识“含金量”明显下滑，甚至出现了镀金冒称“足赤”；刚刚入学就大量印发名片，赫然自封“JD”或“博士”，以攫取某种“效益”；存心混过三年，就文凭到手，也果真有如愿以偿的。诸如此类，说轻些，是“短斤缺两”，说重些，恐怕近乎掺假伪劣产品及虚假广告。对此类现象，社会正直人士已经公开质问：“教授贬值为哪般？”并且大声呐喊：“该挤挤学术泡沫了！”1

   单就博士而言，看来问题就出在其“严格的管理体系”在某些学校日渐松弛了。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宏观环境下，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乃是“博士热”中之一大热。追求者众，难免也面临着严格管理体系是否日渐松弛的现实问题。

   说到“严格的管理”，无非是把好质量关，做到“严进”和“严出”，使博士之名与博士之实严格相符。这显然应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共同追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不妨对“博士”一词略作新解：它是博学之士，博采之士与搏斗之士的“综称”或“合成体”。

   “博士”必须博学，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合格的博士，其学识范围自应扩及本专业的中、外、古、今。业务上的高精尖，离不开比较宽广的基础知识面和过硬的中文、外文基本功。 如果博士阅读外文资料的速度只比蜗牛略快，或笔下中文错别字不断，而又自解为“雕虫小技，微不足道”，则此种“大将”风度实在不敢恭维。

   博学是目的，博采是手段。博采提倡瞄准本学科的中外最前沿新知，奉行“拿来主义”与“消化主义”相结合，创出新高度。有如蜜蜂，广泛采集最新鲜的“花粉”，绞尽脑汁，和以心血，酿成科学之新蜜。而不是如蜘蛛之悬空结网，貌似“体系完整”，却华而不实；也并非如蚂蚁之只善搬运和堆砌，却不致力开拓和创新。博采的前提之一，是虚怀若谷，具备“海绵”精神，善于吸收他人科学新知的涓涓滴滴，忌的是“自我感觉良好”，浅尝辄止，或眼高手低，志大才疏。

   “博”，古通“搏”，两字同音同义。故“博士”亦指其“拼搏”的必备之志和必具治学精神。“梅花香自苦寒来”，“学海无涯苦作舟”，所喻的都是务必刻苦拼搏和“自讨苦吃”，方能有成。如此，平日“喝咖啡的时间”比别人少，却心安理得；必要时通宵达旦，废寝忘餐，也不喊其累，却自得其乐，甚至自觉活得很“潇洒”，这就渐臻于“博士”的化境了。

   一言以蔽之，如能致力于兼具此三“博”要素，则博士之名实严格相符，并不难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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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辑于《专家论坛：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与未来》，《中国大学教学》2001年第4期，高等教育出版2001年版。

1见《官员与老板：心仪博士帽》，《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1月24日。

2参见以上述质问和呐喊为题的两篇文章，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5月21日第21期。

附录

一   官员与老板：心仪博士帽*

中新社记者  王晓晖

   当几位经理漫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秋日的校园时，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已经在未名湖畔戴过博士帽。

   海关总署副局级官员黄胜强今年以骄人成绩叩开博士之门的时候，中国名牌三鸣养生王的总裁又报考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不知数学与养生之间有多少的距离和联系，但可以确认的是，近两年的中国考博热中，官员考博和老板考博已成为此间一大景观。

   考博热来得迅猛。前十年招不满博士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来招考比例激增到1∶5。中国科学院招收的博士再次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今年入学的博士人数预计又很可观。国家教委去年的计划在众多方面的要求之下被打破，实际招收数超出预定数字两千多人，达到九千人以上。

   计划变更的原因有多少是因为官员与老板的介入，这个数字难于统计。不过事情正像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党委副书记翁杰明所说的，戴上黑帽子的博士官居要职的事实和身居星级宾馆的老板日夜兼程备考博士的消息已成为中国考博热与生源多元化的重要依据。

   平心静气，参与过中国政治经济生活具体运作，官员与老板重返校园去读书，这中间的动力何在呢?在政府部门供职的李先生说， 我们必须先期致力于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因为，经济给政治带来的影响无法回避，因为国家的现代化首先要求人的现代化。

   按照翁杰明估计，20年后，中国的领导群体将由一批具有硕士、博士头衔的职业、半职业管理者组成，而一个健全的知识结构是他们所必需的。

   至于老板对博士帽的向往则隐约折射出他们对儒商的向往。而且，在商言利，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公司头顶，公司的信誉即可瞬间陡增，届时，知识的力量便可以在公司的生意上以数字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实，以考博为愚钝之举还只是昨天的事情，“傻博士”的称呼仍依稀响在耳畔，考博士的热潮就迅猛地来到了眼前。无论是向往学术健全知识结构，还是借助博士桂冠达到实利的目的，究其根本，还是知识的力量越来越被人们认识，翁杰明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步有序化，靠机遇和冒险去获取超额利润不会再是一种普遍现象了。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考博热引出招博方式的多样化，据称，操作过程中各种利益的驱动使博士教育严格的管理体系面临着从未有过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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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11月24日。

二 “教授”贬值为哪般*

苗体君

   近年来，“教授满街走”已成为高校的普遍现象。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曾极而言之：“如今不管是谁，只要能在北大谋一个教书的位子，就能评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连鲁迅、梁漱溟这样的大学者也只能被聘为讲师。今天，稍有名气的大学多在拼命增加教授的数量，一些院系甚至提出告别有讲师的奋斗目标，广东还有大学趁合并之机一次性突击评出了四十多个博导。这不禁使人想起大跃进时期全民炼钢铁的那一幕。

   笔者日前在南京大学档案馆查阅有关校中资料时发现，1927年时的南京大学(时称第四中山大学)竟没有一位教授，即使是从国外回来的诸如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吴有训博士、哈佛大学毕业的竺可桢博士、法国国家科学院毕业的严济慈博士，也都只被聘为副教授。而到新千年来临之际，南京大学的教授已达千余名。难怪那里的一位博导对学生说：“别称我教授，现在的教授一分钱能买好几个。”

   当今社会对教授们的期望值总是很高，其实高校也并非什么理想干净的知识殿堂。十年前毕业的优秀本科生、研究生很少有人愿意到高校当教师，因为这个职业太清贫，连不太优秀留下来作教师的，也视作进了鬼门关。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已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认为， 现在的高校教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真正有本事且热心教育；另一类没什么本事，因能力不足从社会大舞台退到学校，只图混口饭吃而已。

   在新中国的五十多年历史中，“文化大革命”前对教授的评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所限制，教授是潜心做学问的象征，含金量大，中央教育部直接参与对教授的评审与任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恢复高校职称审评制度的开始几年还比较正规，后来随着职称评审的最终权力下放，滥评现象就出现了。

   一些学校对教授的评审不重视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而要按教师的工作年限排队，有些学校为了解决教师职称，竟由校领导出面编写教材及教学指导书目，再强卖给学生使用，其实有些教授们编的教材几乎都是照抄别人的，实在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我国现行的官本位体制是导致教授贬值的一大原因。在高校仅做个专职教师还不够，想尽快提升职称不从政不行，多数人称之为“曲线提升”。有了行政职务就有了“学术”，就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占有科研经费，出版专著都可以找人代笔。

   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仲联，可谓江苏省学术界的一块金招牌。二十年前国家首次审批申报博导时，他所在的学校向北京申报了不包括他的一百余人，甚至该校的膳食科长也名列其中。北京的评审者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就通知江苏省火速上报他的材料。结果当只有钱仲联一人为博导的批文回到该校，大家都呆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全国学术界，当时中央评审之正规可见一斑。

   这类事情同时反映了我国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对评聘教授工作的渗透。天津某大学的一个好友告诉我，他取得博导的成功秘诀是在学术上“团结领导和广大群众”。原来他每次撰写著作或论文，总是添上领导或一些教师的名字，如此把自己辛勤获得的成果均分，以求得大家的支持和拥护。

   不能破除教授终身制是造成教授贬值的又一个原因。教授头衔多是高校教师最终的追求目标，一旦得到，他们中的不少人便要享受教授头衔带来的诸多好处，而对教学、科研不会再有过多的兴趣。

   眼下拉关系、送礼在职称评审时也成为时尚，最具学术说服力的博导评审都不例外。笔者今年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时，才得知一个多年未见的好友成了博导。他的学术资本只是两篇质量一般的论文，此次荣升的关键还是占有教务处处长的职位。他私下里对我说，他们学校刚成为博士点的某专业，是花了20万元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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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瞭望新闻周刊》2001年5月21日第21期。经征得该刊总编室杨桃源主任同意，转录于此，以餉读者。谨向该刊和本文原作者致谢。

三  该挤挤“学术泡沫”了*

周大平

   据教育部去年底统计，在我国高校的46.3万名教师中，教授和副教授占32.4%。高级教学职称头衔的人数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而其中是否如这篇来稿中所言“教授”贬值，恐怕只有透过“学术泡沫”去洞察它的深层。

   近两年有的高校扩招，实际上是把大量高考分数中等偏下的考生扩招进了学校，因为考分较高的考生不必扩招也能考入大学。 面对新生质量的参差不齐，高校普遍出现了教师的结构性短缺，致使一些本科专业的教师达到满负荷授课的极限，有的基础课甚至由在校研究生讲授。这种现状使人想起两年前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的一个预言：就供给的角度说，要大规模扩大招生，除非以降低教育质量为代价。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表明，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已由1998年的第24位降到第31位。 清华大学的一个课题组在调查两个工科系后认为，这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严重下滑有关，其中教师的教学质量下滑是一个关键因素。教育部一位官员也委婉地表示，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

   尽管谁也无从知道到底有多少高校教师所拥有的教学职称与实际能力不符，然而教师教学质量下滑的现状，使我们仍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 是那些形形色色无法定论为学术腐败的行为，导致了当今高校中一些名不副实的“教授”们在“滥竽充数”。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学生好比是产品，评定其质量是否合格，首先必须拥有一些基础性的标准， 这与教育部所称的建立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模式并不矛盾。其次必须拥有施教者个人的良好素质，如果施教者的教学职称是注了水的， 他本人也就没有了“可靠度”，所谓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院士曾举过一个同类型的例子：前些年上海有个很有名的年轻教授，后来被人发现他的许多论文都是抄别人的，于是他失去了所有的光环。

   目前高校教学职称中所以存在“假冒”，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的自我封闭，其运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完全取决于体系内主管者的道德自律。一旦这种自律失控，教学职称评定的“学术泡沫”必然发生。广东某大学去年一次性突击评出40多个博导的事情，就被业内人士判定是一个“内行包庇同行”的典型。

   我国不是没有教师职务聘任方面的规定，也不是没有强调教师教学业绩表现的政策导向，然而为什么还是对混迹在教师队伍中的 “滥竽”无能为力？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的教育督导往往侧重于评价学校的各项硬件达没达标，各项投入符不符合法定的标准等，而对教师的教学效果如何，学校对师资的管理是否有利于培养人(包括对教授这样的高级职称有没有按需设岗，有没有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有没有平等竞争、择优录用、合同管理)等有所忽视。如果教育督导没有把“人”放在督导的核心，实际上就是在客观上为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行为网开一面。

   高校的自主办学权正在逐年扩大，教学质量是教育永恒的话题。从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能考虑，教育部已着手建立高校教学质量的监控体系。从未来走上社会就业考虑，苦读几年的学生最关心的莫过于高校的教学质量“能使自己学到多少东西”。而从自身的生存和竞争考虑，一些学校如果没有危机感，置学校教学质量于不顾，频频在教学职称评定上违规做手脚，终究要自食其果，被市场淘汰，只是到时候他们有何颜面面对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在校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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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瞭望新闻周刊》第21期，2001年5月21日。经征得该刊总编室杨桃源主任同意，转录于此，以餉读者。谨向该刊和本文原作者致谢。